回顾：毛主席解散农村食堂决策始末

解散农村食堂因粮食短缺。

作者：刘秉勋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国民经济面临了严峻考验，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许多地区因食物摄入不足而普遍出现了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右倾”运动对党内民主生活造成了伤害，使得干部和群众均不敢公开发声。然而，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位农民勇敢地站了出来。

现如今，众人对于言语多持谨慎态度，而独有我们能够直面向主席三哥呈报。

“1954年1月，我有幸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曾关切地询问我农村的情况，并多次叮嘱我要如实相告；如今形势严峻，唯有向他直接汇报，方可为上策。”

1960年九月的尾声，两位宾客抵达了我国首都北京。适逢国庆佳节即将来临，毛泽东同志事务缠身，未能抽空接见，因此他们暂时寄居在王季范（毛泽东同志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府邸。王季范先生仔细整理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提炼出十个核心议题，准备亲自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他诚恳地表示：“我愿意成为你们的智囊，陪伴你们一同前往拜见主席。”

日复一日，国庆佳节过后，他们多次敦促，但毛泽东主席却始终未曾答应接见。尽管他们多次恳请主席的秘书安排见面时间，秘书却告知：“主席事务繁重，现阶段确实难以腾出时间，不知可否将所需材料交由我们转交？”他们坚决回应：“这样不行！若不能见到主席，我们决不提交材料。主席曾提到，乡民们的信件众多，他恐怕无法亲自一一阅读。”数日之后，主席的秘书再次前来，诚恳地请求：“二位长辈，还望体谅，主席至今仍未找到空闲接见你们。”

毛泽荣道：“他正公务缠身，无法分身应酬，我们就自己行动，自行寻找机会吧。”话音未落，他便引领文东仙来到了中南海警卫局，随即请接待室的同事拨通了电话，以寻求与毛泽东的沟通。此刻，毛泽东正身处会议之中，听闻此事之后，便指示接待人员为这两位长者安排了住处于中南海接待室，并等候后续的会见。

数日之后，他们与王季范终于有幸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泽荣的话语如同闸门一旦开启，便如奔腾不息的江水般，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倾述着他在家乡历经两年多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

——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层竟然虚报了实际产量；他们忽视科学耕作的基本原则，为了追求额外的稻谷收成，竟在正月时节便强制社员开始播种，结果稻种腐烂，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粮食供应；更糟糕的是，他们盲目实行密集种植，最终反而导致了产量的减少。

——众多干部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民主作风不足，甚至有个别人的作风相当粗暴，他们要求他人必须绝对服从其指令，导致社员们对于表达个人意见显得踌躇不前。每当有人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便会立刻被扣上“反党反红旗”的严重帽子。

——钢铁与水利建设如火如荼展开，青壮年纷纷涌向工地，家中仅留老母、家翁与幼童。稻田中稻谷、地里红薯无人收割，悉数腐烂，致使各家各户粮食储备告急。

——在那场对“资本主义尾巴”的猛烈打击中，社员们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强制没收，现场一片狼藉，鸡鸣犬吠，诸多物种几近灭绝。

——伴随着公社食堂状况的持续恶化，粮食供应日益告急，许多人如今只能依赖米糠和煮烂的白菜度日；社员们“冇得”劲头，工作效率显著下降（“冇得”为湖南方言，意指没有——编者注）；由于食物短缺，浮肿病病例激增，疗养院人满为患，而医疗资源却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音大声疾呼：“主席三哥，这些状况，干部们均不敢向您奏报。您身处京城，远离民间，对此尚一无所知。当前局势动荡，民不聊生，您必须给予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文东仙紧接着说道：“主席，您应当知晓，我们韶山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之处，三地的情形颇为相似。您不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一番。”

王季范也附和道：的确，您可委派我每年赴两个省份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深入地掌握当地的真实情况。

在听完报告后，毛泽东的内心充满了忧虑。他对这些人十分信任，深知他们不会伪造事实，也不会撒谎。难道事实还能有假吗？他长叹一声，感慨道：“哎，毛华初怎么突然消失了？他之前怎么没提过这些事。”接着，他问道：“你们这里的粮食是如何进行分配的？”毛泽荣回答说：“孩子们每天分得三两，成年人则是一斤。”毛泽东又追问：“用的是旧秤还是新秤？”文东仙回应道：“用的是新秤。”王季范接着说：“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农村，连我自己也常常粮食不足，每天只有七两米。我的两个孙子王海容和王启华在学校读书，经常把我的饭吃光，真是让我饿着，孩子们却吃得饱饱的。”

毛泽东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显而易见，我们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务必深思熟虑，寻求良策。”

毛泽东委派了三支考察小组深入乡村展开调研，其中，由胡乔木带领的调查队伍抵达了韶山地区。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号召，积极倡导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必须坚持稳健的发展策略，不宜设定过高的目标，以免陷入空谈虚名的陷阱，导致实际困境的出现。全会圆满结束后，毛泽东同志立刻派遣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同志分别带领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地区，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务必深入调查，掌握真实的状况。

1961年三月下旬，由胡乔木领军的中英央调查小组抵达韶山，与湖南省委的调查团队携手合作，共同构成了中央与省委联合的调查队伍。该队伍的成员阵容包括王力、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张超、《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戴邦以及萧云等。在湖南省委的参与方面，毛华初（省委政策研究室成员）和鲁青（省委副秘书长）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其中，张超、戴邦、鲁青三位成员驻扎于大坪，而其他成员则选择留在韶山。

在那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亲赴广州，亲自指导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随后，调查小组分别深入韶山和大坪，广泛搜集了群众对于《六十条》草案的意见与建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将继续实行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得以继续存在，粮食的分配也将直接发放至食堂，而非直接分发给个人。

在交流中，广大民众对公共食堂的运营普遍持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抱怨道：“民以食为天，却连饱餐一顿都难以保证，何谈促进生产？”“食堂内空空如也，既无油盐，又无蔬菜，仅有的便是那碗米饭和一勺辣椒盐水汤，即便如此，饥饿的滋味仍无法消散。”“食堂成了某些干部剥夺社员粮食的工具，稍有不慎，社员的饭碗就岌岌可危，那种饥饿的痛苦远胜于被打骂。”

有人认为，《六十条》并非越多越好，仅需三条精华即可。撤销公共食堂的设置，推行劳动成果与分配挂钩的制度，全面实施奖惩措施。

为深入洞察社员们的意见与心声，调查小组特意于陈家湾食堂举办了大坪大队的社员代表座谈会。各食堂均派出一名代表参与，此次会议由张超负责主持。起初，与会者都保持了沉默，片刻之后，来自唐家老圫生产队的文冬生与赵日升相继起身发言。“我们全体一致赞同《六十条》，然而，公共食堂的运作确实面临诸多挑战，或许解散它更为妥当。我们提议分配自留地，让社员们在自己院落中种植蔬菜，这样一来，蔬菜便能够满足粮食需求的一半，填饱了肚子，生产效率无疑将得到提升。若公共食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便只能是空谈。”

他们的发言刚落，会场的气氛立刻变得热烈起来，代表们纷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指出，公共食堂最初推行时，就餐免费，大家无所顾忌地大快朵颐，结果却导致了粮食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今，实施了定量配给制度，男性每日分配九两，女性七两，儿童五两，还需从中扣除一部分，照此情形发展下去，恐怕每个人都将面临饥饿的威胁。还有的声音表示，所谓的“水肿病”和“干瘦病”，实际上都是由于食物不足引发的饥饿症。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唯有解散食堂，才能消除干部的特殊待遇，唯有解散食堂，社员们才能找到一条生存的道路。

在座谈会中，不断有人提出撤销食堂的诉求，但调查团队并未立即作出答复。会议落幕之后，他们迅速组织内部会议，展开深入分析。会上，成员们的看法分歧严重。一部分人坚持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理念初试锋芒的体现，这在中央的文件中已有明确记载，谁敢轻易提出质疑？而另一部分人则忧虑，鉴于周小舟因批评食堂而遭免职的前例，若我们支持关闭食堂，可能也会遭遇相同的后果。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调查团队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认为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障碍，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决定向中央领导如实反映这一情况。

大坪中心调查组的成员抵达韶山，向胡乔木同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汇报。

胡乔木向毛泽东呈上一封函件，内附一份针对食堂问题所作的详尽报告。

中央调查组抵达韶山的消息，如风卷残云般迅速传遍了周边的农村地区。紧邻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的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村民，纷纷涌向韶山，急切地探寻真相，并向外界揭露了多年来“五风”横行，造成粮食产量骤减，民众的温饱问题日益严峻，水肿、干瘦病例频发，死亡人数急剧攀升的困境。鉴于此，省委工作组（即中央调查组）立即向湘乡县委发出电报，要求他们迅速查明上述情况，并就此编制专题报告，呈送中央考察团。电报送达后，县委立即派遣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带领工作组展开调查。该工作组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提交了《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4月13日，胡乔木同志与王力先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的贺炳贤同志等一行人，拟对龙洞公社的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进行实地考察。鉴于交通条件欠佳，他们在抵达祝赞桥后，便改乘步行，前往沙田公社大坪大队的唐家圫生产队等地进行巡视。随后，在沙田公社县长黄春涛的陪同下，他们抵达了县委。在县委书记处书记谌国良的引领下，他们又赴陈赓公社的楠香、七星、水底、石江等大队进行访问与考察，发现这些大队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死亡情况。

胡乔木敏锐地指出，县域内的粮食保管与加工任务本应由小队负责，却意外地落在了大队肩上，这一做法无疑对社员们公平分配口粮以及推进养猪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上一年度年终结算中分配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还的实物现金数量过少的状况，胡乔木随即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对此，县委承诺将迅速作出调整，将粮食保管与加工的职责重新交由小队负责，并计划迅速解决年终分配和补偿退还的问题。同时，胡乔木还要求县委广泛传达《六十条》（草案），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并及时上报。

（略）

毛华初随身携带了胡乔木的亲笔信件及四份重要文件抵达长沙，随即向毛泽东先生寄发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书信。

大伯您好！我刚刚结束了韶山的行程，现已抵达省城，并正准备参与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同志特意委托我带回一份关于韶山的调查报告，并希望我向您详细汇报当地的最新动态。我计划在长沙停留约两三天，恳请您予以通知，届时我将前来拜访。

毛华初敏捷地递交了所携带的信件、材料以及那封简短函件，交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转呈给毛泽东。当夜，毛泽东耐心地审读了所有信件和资料。翌日，即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进行了批注，指令张平化即刻将其分发至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参会者，以供讨论与研究，并将材料分别送至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手中。

4月15日的午后四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的4号楼接见了毛华初。在汇报中，毛华初表示：“我曾陪同乔木同志一同前往韶山进行实地考察，分别抵达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并听取了当地的情况汇报。每到一处，民众都纷纷前来，向我们倾诉他们的心声。根据现场观察，农村的水肿病问题日益加剧，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这对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严重影响。广大民众普遍强烈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认为这一做法并不可行……”

“核心问题在于分配策略的不同，加之每户人家的人口规模各异，其食量亦随之有别。此外，自留地所产蔬菜以及半年储备的粮食亦占据了部分份额，这无疑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量。然而，在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个别成员多食或少食，总体来看，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确实如此。”

毛泽东暂停片刻后，继续问道：“唐家圫的情况怎样？”毛华初答道：“该地每个居住区大体对应一个生产队，生产状况尚可。居民间多为亲属，但在团结合作方面有所欠缺。”

毛泽东听闻后，郑重地指出：“你的发言相当出色，敢于直言不讳。身为干部，在汇报工作时必须保持真诚，真实地反映情况。有些人向上级汇报时，只说优点而不谈问题，这种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极为严重的。”“至于解散食堂的问题，非我一人之私意所能决断。即便确实需要解散，也必须经过中央的充分讨论与决策。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全国，绝不可轻率行事。”

又说：“请于韶山进行先行试点，并关注食堂解散后可能涌现的各种新问题。”

最终，毛泽东对毛华初郑重地指示：“在你返回韶山之后，务必转告胡乔木同志，韶山的发展务须引起重视，唐家圫亦需得到妥善的整治。”

农民称解散食堂为“二次解放”。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归来，抵达韶山后，即刻将毛泽东的指示转达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随即组织调查小组及公社干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着手部署解散食堂的试点工作。

试点项目率先在陈家湾的大坪大队展开。4月19日夜晚，调查组于陈家湾召集了一次社员大会，正式宣布公共食堂的解散，并对具体的执行步骤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这一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为期三天。第一阶段是充分讨论和酝酿，第二阶段是制定餐具和用具的分配计划，第三阶段是处理屋前屋后的自留地以及现有住房的问题。社员们在听到报告后，无不欢欣鼓舞，面露喜色，他们纷纷将中央调查组誉为“青天”，认为他们为农民卸下了重负，带来了“第二次解放”。

众多社员心声，解散公共食堂的念头早已在心底悄然生根，而具体的问题亦能一一化解。他们坚定地表示，无需再行拖延，仅需今宵一席讨论，明日便可达成一致，随即便可实施解散。果真如他们所言，当晚社员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会议直至深夜才缓缓落下帷幕。所有方案亦已筹备完备。次日清晨，社员们在食堂共同享用了一顿分锅早餐，餐后各自领取了餐具以及粮食、油盐、柴火和蔬菜，午饭各自烹制，自行享用。至21日，包括房屋、自留地等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已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陈家湾食堂的解散犹如一声令下，唐家圫、大坪坳等食堂亦相继作出响应，纷纷宣布了它们各自的关闭。

大坪大队的食堂业已停运，周边各大队的民众纷纷前来参观，并热切请求中央调查组批准他们也得以解散食堂。在此之际，湘乡县委坚决主张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营，深怕食堂一旦解散，便会丧失社会主义的阵地，从而在路线方向上犯下错误。鉴于此，调查组特意邀请了县委的同事们前往大坪大队，一同参与讨论并倾听民声。不久，双方便达成了共识。

4月21日，调查组与湘乡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大队支书齐聚一堂，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通过详实的事实陈述，明确强调了及时解散食堂的紧迫性。与会人员普遍达成共识，认为食堂的解散应立即进行，越早实施，越有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共识一旦形成，县委和公社的同事们纷纷表示支持，并迅速作出决定，全面启动解决食堂问题的行动。当晚，借鉴韶山和陈家湾的成功案例，对处理食堂相关事宜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

22日，社内干部大会按期举行，各大队的支部书记、队长、会计以及粮油负责人均莅临现场，对解决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当晚，各大队迅速组织生产队干部与社员代表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公共食堂的处置方案。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应立即解散食堂，现场气氛热烈，情绪高涨。在白石大队的栗塘冲生产队，社员们聚集在一起，直至深夜12点，期待队长的归来。队长回到生产队后，即刻组织传达并执行会议精神，对房屋、炊具、自留地，以及食堂中的油、盐、柴、菜、米、猪，以及箩筐、工具等所有物资，迅速制定了周密的分配计划。翌日清晨，各家各户便开始了自家的烹饪。至25日，全公社范围内的所有公共食堂均已宣告解散。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并将胡乔木所撰写的信件及其所附的四份文件，向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转发。

在毛泽东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众多地方党委负责人也纷纷投身农村，亲身投入到了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建议。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随后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正式宣布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